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曲折多变，但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冷战结束后，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变得更为突出。主权与人权是紧密相连的两大政治权利，两权并重，应同时充实和完善，不可偏废；两权相辅相成，既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两权内外相交(即主要属于国内问题，又具有国际性)，既一致又有区别，不可混淆，更不能相互排斥。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除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外，同时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揭露“人权高于主权”错误论调的用心。     

安理会否决权的驱动力

否决权是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不对称的结合。它的形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世界秩序的有序化的渴望。它的发展是大国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真实写照。未来 ,否决权的命运则仍然受国际社会总格局制约。大国的态度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改革是必要的 ,但是 ,回旋的余地有限     

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

2011年初春,北非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政坛剧变,突尼斯本·阿里总统和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双双下台,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爆发激烈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对峙街头数月,叙利亚全国到处都在抗议阿萨德政权。文章旨在深入分析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若干主要问题:(1)北非中东剧变所具有的阿拉伯革命的性质与特点;(2)北非中东剧变背后的领导人换代与家族腐败原因;(3)阿拉伯民主例外论与阿拉伯威权主义的关系;(4)土耳其模式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5)美国中东政策成功与否。     

两岸统合趋势下台湾民众政治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台湾地区政治文化认同的问题是其独特的地缘环境、历史轨迹和经济、政治活动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政治文化认同的并化给”一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带来了巨大的阻力。通过加深相互了解和认知，培养共同利益，增进互信，重新诠释”一个中国”的具体含义，能够改善台湾民众对祖国和大陆的认同现状，不断推进两岸统一进程。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

从知识谱系和知识进程的角度,中国外交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知识传统,即外交史研究、外交学与外交政策分析以及地区与问题研究。文章对这三大传统进行了批评性的梳理和评析。在探讨中国外交研究三大传统的特点、演进及不足的同时,对如何推进中国外交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中国外交研究进步的可能路径之一,在于上述三个传统的复兴、接续、融合与再创造。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1950年春开始的“援越抗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也是新中国军事介入周边事务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对整个冷战时期的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均产生了长远影响.不透彻研究“援越抗法”,就无法完整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中国的东亚政策、援外政策和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缘起、动力和主要特征.文章作为建国后地区战略史研究的一部分,大致按照历史脉络分别叙述“援越抗法”的起因、根本原则、主要动力及其对中国的印支政策和中越关系的复杂影响,力图完整呈现“援越抗法”的丰富内涵,并论证在革命意识形态、中苏同盟与地缘安全观等因素互动的过程中,支援东亚地区革命运动和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等因素在“援越抗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援助之道义原则的提出、形成和主要行为模式等,均与此直接相关.     

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

进入21世纪,动漫不仅成为日本产业振兴政策的重点领域,而且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众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促成这一政策动向的除了日本动漫本身的魅力外,还有近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兴起,以及日本在国家形象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当前,日本外务省正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动漫等大众文化外交的战略规划和统筹。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对动漫外交的批评,认为动漫的"国策化"贬低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容易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国外交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成立中非合作论坛?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事件经历者的访谈,文章认为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中非合作论坛得已建立.中非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为这一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非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使这一机制的建立变得日益迫切,经济全球化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机遇,非洲方面的积极推动对论坛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方面的努力使论坛的建立成为现实.然而,迄今中国的对非战略仍缺乏长远谋划,面临严峻挑战,亟需正视和逐步解决若干重要问题.     

联盟的起源：理性主义研究新进展

联盟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对其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有助于学者们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围绕着联盟的起源这一主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在最近的十多年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又与单极体系内的联盟现实相结合,提出和分析了如下方面的核心问题：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以及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有哪些。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总的来看,现实主义范式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不够,并没有提出解释联盟起源的新的核心概念,即如果把联盟界定为一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而非仅仅是针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同盟的话,仅有结构现实主义和威胁平衡理论是不够的;联盟起源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利益关系概念,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国家的联盟选择战略,将会有助于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联盟的起源。